“中超一線隊國內球員年薪不得超過稅前500萬元，平均年薪不得超過稅前300萬元，外援年薪不超過稅前300萬歐元。中超俱樂部年度支出不得超過6億人民幣……”

14日舉行的中國足協職業(yè)聯賽專項治理工作會議上，備受外界關注的各項新政終于靴子落地。

從去年國內球員稅前1000萬頂薪，再到今年稅前500萬頂薪。足協新政之下，連續(xù)“剎車”的中國足球，這回算是徹底駛出了金元之路。

當然，由于新出臺的限薪政策針對的是新簽合同，所以小部分千萬級舊合同在近幾年還會存在。但既然從猛踩油門的金元之路上駛出，就意味著沒有回頭路，今后精打細算的“苦日子”必然是主流。

在一定程度上說，這是中國足球發(fā)展的必然之路。

近幾年的金元足球，確實讓國內聯賽呈現“欣欣向榮”的畫面，但繁榮背后，夾雜不少華而不實的非理性投入。快到一些老牌俱樂部、平民球隊已經跟不上節(jié)奏，在畸形的優(yōu)勝劣汰中，走向深淵。

相比去年推出的國內球員稅前頂薪1000萬、國腳稅前頂薪1200萬的政策，今年的中國足協推出的限薪幅度無疑更大，用“壯士斷腕”來形容并不為過。

按照今年年初多達16家足球俱樂部退出的態(tài)勢看，確實到了不得不勇敢邁出這一步的節(jié)點，如果再不大幅度遏制金元泡沫，恐怕還會有一大批球隊瀕臨崩潰的邊緣。

歸根到底，高度職業(yè)化的足球不光是一門競技運動，同樣具備商業(yè)化屬性，在超高的投資成本下，國內俱樂部本身的營收能力卻非常有限，這顯然是不健康的現象。

根據廣州恒大淘寶足球俱樂部今年4月份公布的2019賽季財報，俱樂部年度成本費用高達28.92億元人民幣，總收入9.48億元，虧損19.4億元人民幣。

成本如此之高，一大部分原因在于外援和國內球員的薪資。在此前的一項統(tǒng)計中，國內中超球隊2016年的人工成本占總支出的67%。

中國足協更是在今天的會上公布了一組數據：中超俱樂部2019賽季平均薪金支出11.779億人民幣。其中國內球員平均收入553.5669萬元人民幣，外援平均收入5847萬人民幣，國內球員總收入22.5698億元人民幣，外援總收入37.4209億元人民幣。

而據此前一項來自國外權威機構的統(tǒng)計，2019年中超球員人均年薪120.7萬美元，在足壇范圍內僅次于歐洲五大聯賽。但高待遇之下，無論是球員水平還是本身的商業(yè)價值，較之歐洲五大聯賽球員的差距顯而易見。

這次足協推出的降薪政策，一大目標就是降低各俱樂部的人工成本。

新規(guī)中除了規(guī)定外援稅前頂薪300萬歐元、國內球員稅前頂薪500萬人民幣外，還要求各家俱樂部一線隊國內球員平均薪酬為300萬人民幣。

也就說，如果按照一線隊有25名國內球員計算，各俱樂部國內球員的人工成本最高為7500萬元人民幣，加上1000萬歐元左右的外援人工成本，人工成本最多在1.5億人民幣左右。

再扣除掉獎金支出，各俱樂部距離單賽季6億元的“支出帽”，還有3到4億元的空余，各俱樂部可以根據自己的財力，將這些資金用于青訓和女足等方面。相比以往的支出構成，這無疑健康合理很多。

不過，可以預見的是，在各俱樂部支出大幅下降之后，隨之而來的是大量高水平外援的流失。

如保利尼奧、奧斯卡、塔利斯卡這樣級別的超級外援，顯然不太可能接受稅前300萬歐元的薪資待遇。隨著他們陸續(xù)離開，中超又將回歸到實用型外援為主的時代，也不可避免會出現觀賞性降低、吸引力不足的情況。

但聯賽回歸理性，終究是中國足球早晚要面臨的局面，如果這種不健康的經營方式延續(xù)下去，那么屆時的影響很有可能遠大于如今的陣痛。

其實現階段中超表現亮眼的實用型外援并不少，比如重慶當代的卡爾德克、武漢卓爾的埃弗拉、石家莊永昌外援馬修斯、大連人本賽季兩位瑞典新援拉爾森和丹尼爾森，包括如今已經成為歸化國腳的“小摩托”費南多，都深受當地球迷喜愛，對于比賽的投入度和對中國的融入程度，要遠超一些大牌外援。

當然，聯賽的基礎終究還是中國球員，如果有朝一日稀缺位置上的國產球員不再千金難求，不再需要夸張的競價來豪購，職業(yè)聯賽也就自然沒了“泡沫”，不需要一年又一年的類似新政去調控。當國產球員能夠撐起聯賽的門面，保障聯賽觀賞性，也不至于如此依賴超級外援。

希望節(jié)流之后，能有更多的資金實實在在投入到青訓之中，那些踢球的孩子和辛勤耕耘的基層教練才是中國足球的希望和未來。(作者 卞立群)